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廊坊师范学院教授、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。中国译协专家会员、河北译协理事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著作有:《英语特殊结构》、《英语修辞简明教程》等。翻译《欧·亨利全集》(合译)、《助你成才》等。获省优秀社科奖两项,1995年被河北省政府授予“优秀教师”称号,1997年获“曾宪梓奖”。在《人民政协报》、《世界》、《世界文化》、《文学自由谈》、《散文》、《新华月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数十篇。2000年获《人民日报》征文三等奖,2012获河北省作家协会“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一等奖,获上海“走进巴金故居”征文二等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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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老外(三):大学时的外籍教师  

2015-11-25 13:31:0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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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学时的外籍教师

 

我一九六五年考上一所外语院校,学校里自然少不了外教,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普遍,这样多。学校一共有两位外教,一个英国人,叫朱斯廷,一个荷兰人,叫塔克贝里。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他们都是“左派”国际友人,对中国很友好,是通过中英和中荷友好协会介绍到中国来教学的,是“外国专家”。他们的工资待遇很高,听同学们议论,他们每月的工资是九百元人民币,当时大学生毕业生第一年工资是四十六元,第二年转正才五十四元,他们当然是高工资了。

在那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,学校里(或者说整个国家)表面上对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给予很高的报酬,称之为“援华专家”、“国际友人”;但骨子里是不信任他们的,把他们当成是来之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“敌人”,时时、事事对他们进行防范,防止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共产主义接班人,对我们进行“和平演变”。在对待外国人方面有种种规定,例如,由外教上课的班级的学生,每周要比其他的班级多些政治思想课。常常是周六晚上,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,高音喇叭里突然广播通知,某某班同学去教室开会,那些班级的同学知道是什么会议,本不想去,但又不敢不去,因为那是重要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。他们不得不悻悻地离开操场,这时,我们这些没有外教给上课的班级的同学就调侃他们,说他们是去“吃小灶”,“加夜餐”。

外教在课堂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汇报,并且要求学生对外教在课堂上“放毒”,或“攻击”什么,可以当堂批判。实际上在课堂上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,只是听说在英国人朱斯廷教的班上发生过一起“政治事件”。现在说来,感到真是荒唐可笑。有一次在课堂会话练习中,不知由什么话题引起,一个学生问朱斯廷:“你最喜欢中国什么?”朱斯廷回答:“我最喜欢中国姑娘。”如果放在现在这是很正常的对话,这个对话还可以深入下去,再接着问个“为什么?”或者“喜欢中国姑娘的哪些方面?”,也许朱斯廷会说出中国姑娘的种种优点和美德。现在大学里外教和中国学生、教师谈恋爱的也不是少数,跨国婚姻也已经司空见惯。但是在当时,朱斯廷的这句话一出口,我们的同学就像受到惊吓似的,全呆住了,不敢再接着对话,哑口无言了,停顿了好久,交流也就终止了。下课以后,马上就有人向辅导员汇报了课堂上发生的事情。据说在一次会议上,有人专门对这件事情进行了“阶级分析”,说这是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大暴露”,资产阶级满脑子都是“金钱美女”等等。

另一次比这更严重的政治事件,不是发生在课堂,而是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,有学校的领导和全校的师生在场,是由两位外教挑起的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:一九六五年,为了配合当时反帝反修的政治斗争,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以《某公三哭》的总标题,发表了三首散曲,题目分别是《哭西尼》、《哭东尼》和《哭自己》。“某公”指当时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?赫鲁晓夫,“西尼”指美国总统肯尼迪,“东尼”指印度总理尼赫鲁。三人的姓名中都有一个“尼”字,所以这个套曲最初的题目是“哭三尼”。这套散曲信马由缰,笑谈谑说,以寓庄于谐的幽默,对“三尼”进行了辛辣的讽刺、挖苦和嘲弄。例如,在《哭西尼》中有这样的句子,“我为你勤傍妆台,浓施粉黛,讨你笑颜开。我为你赔折家财,抛离骨肉,卖掉祖宗牌。可怜我衣裳颠倒把相思害,才盼得一些影儿来,又谁知命蹇事多乖。……我带头为你默哀,我下令向你膜拜。血泪儿染不红你的坟台,黄金儿还不尽我的相思债。我这一片痴情呵!且付与你的后来人,我这里打叠精神,再把风流卖。”这个作品一发表,就引起人们的兴趣。那一年的新年,学校搞元旦联欢晚会,当时学校没有像样的礼堂,大型的活动都在学生饭厅举行,临时搭一个舞台,前面摆放着几排桌子椅子,校领导在前面就座,外教也作为嘉宾在前面就座。记得两个外教坐在边上,两人中间是一位给他们当翻译的老师。大二某班的学生根据赵朴初的这个《某公三哭》演了一个双簧。一般的双簧,前面表演的那个人要在头顶上带上一个高高翘起的小辫,再打上三花脸,扮成一个小丑的样子。这个节目扮演的是“某公”,即赫鲁晓夫,所以打扮成苏联人的样子,脸上套了个大鼻子,头上戴个礼帽。第一个片段《哭西尼》还没有演完,朱斯廷先站了起来,两手挥舞着拳头,用英语大叫,一下子全场静了下来,台上两个表演的同学也停止了表演。坐在后面的同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就从座位上站起来。接着,荷兰人塔克贝里也站起来,他同样双手举着拳头,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喊:“抗议,抗议!”塔克贝里来大陆前,曾在香港工作,学习过汉语。但是,我们还是想不明白,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,节目中讽刺的三个人是美国人、印度人和苏联人。而且他们英国和荷兰与苏联是分属两个对立阵营的。

接着,看到两位外教带着那个给他们当翻译的老师,走到校长的座位前面,校长也站了起来,与他们争论着,好像都很生气。说了好半天也没有结果,两个老外就匆匆地离开了会场。《某公三哭》的双簧节目重新开演,但大家对节目好像失去了兴趣,一直到整个演出结束,全场一直是乱哄哄的,大家都在议论刚才发生的事情,讨论由此引起的各种各样的话题。后来听说,当两个老外通过翻译了解到节目的内容之后,他们认为这是“污蔑”、“丑化”别国的领袖,是对世界其他大国领袖进行“人身攻击”,所以他们提出“抗议”。当然他们的抗议被学校领导断然拒绝,所以他们只能以退场表示抗议。据说,我校领导因为“在外事斗争中立场坚定”而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。我们学生在议论时,对这两个老外的做法很不理解,从当时报上刊登的消息知道,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几乎天天遭到本国报纸的批评、讽刺、挖苦。他们的画像被示威游行的人烧毁,甚至有的人向他们扔西红柿,投掷臭鸡蛋。好像这些领导人并不觉得怎样,并没有下令对这些人进行镇压,报纸照常出,示威游行照常举行。可这两个老外,不知是怎么想的,为三个不相干的人,大动肝火,与自己供职的学校闹别扭,搞什么抗议。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。

当时,学校对学生与外籍教师的接触有很多规定,例如,不准去外籍教师的宿舍,对方请你去,要拒绝;不准讨论涉及国家机密的事情,老师对什么是国家机密,没有明确说明。当时就有的同学问,我们知道的东西还是国家机密吗?但是上面强调“内外有别”。还有另一条现在看来更荒唐的规定,除课堂以外,不能单独和外教谈话,有同学问,课下单独问问题行吗?回答是:“问问题也要两个人在场。”这一条不知是防老外,还是防学生。

我个人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纪律,差点受到处分。老外并不教我们班的课,但有一次年级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。不知是谁请的,朱斯廷也参加了。我在会上有个发言,虽然基本是汉语,但里面讲到朗读、背诵时,有些例子,自然是用英语讲的。散会时,他走到我跟前,说了句:“Your English is prefect.(你的英语非常好)”我回答了一句:“Thank you.(谢谢。)”就匆匆离开,没有再交谈。

不过,这次短短地接触,激起我要与朱斯廷交流交流的欲望。我倒不是要向他请教什么问题,而是想通过他来检验一下自己的英语能力,特别是“听”与“说”的能力。虽然我在上大学前,接触过外国人,也与外国人用英语交流过,也就是我在高中时曾跟一个德国人学习过英语。但是,就英语本身来说,对德国人梅达和我,都是外语。我与梅达用英语谈话,聊天,我们两个人都是在讲外语。我能感觉到,梅达讲的语速慢,用词也简单,其中还夹杂着德语那种浓重的腔调。总之,这和与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流,情况是不一样的。现在,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在这里,为什么不和他交流一下,检验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到底如何呢?每次在校园中看到朱斯廷的身影,我就有一种要走上前与他说话的冲动,但是慑于学校的规定,几次都打了退堂鼓。

最后,我还是没有压抑住自己的冲动。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,我到操场去散步,可能是星期六的缘故,操场上人很少,我自己一边散步,一边默默地背着新学的单词。天渐渐地黑了下来,不知什么时候朱斯廷出现在操场一个角落,他正在一个双杠上做着各种动作。这时,操场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,更没有我认识的人,于是我就向朱斯廷走去,当他看清是我,就从双杠上下来,主动和我打招呼。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很自然地开始了。从各自爱好的体育运动,转而谈到英语学习,他又一次夸赞我的英语好,但指出有一两个音发得还不够标准;我向他讲了我学习英语的经历,说到我向一个德国人学过英语,他对这种做法,大不以为然。他说我是在学习那个外国人的外语,就好像他向我学习日语和韩语一样,很难学地道。他问我为什么不向英国人,美国人,或者加拿大人学习英语。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知之甚少,但我没有做解释,就把话题岔开了。开始时我精神很集中,努力扑捉他说的每个字,他是用完全正常的速度,用词似乎也没有刻意选择。渐渐地话题集中了,语境明确了,我的精神也放松了,谈话就变得轻松自如了,就这样,我们在操场不知不觉地聊了近一个小时,我是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与朱斯廷分手的,我为自己能与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顺利而流畅地交流感到高兴,这证明自己与母语是英语的人,用英语就普通话题,可以比较自由地交流了。我又想到,大概没有人会看到我与朱斯廷单独谈话吧,即使有人看见,给我汇报了,大不了挨一顿批,写份检讨,也值了。

事情就是这样有意思,星期一的中午,就有同学告诉我,让我去辅导员办公室。我想一定是我与朱斯廷在操场上聊天被“积极分子”发现了,汇报了辅导员。我心里很坦然,决定实话实说。果然,我一进办公室,辅导员就开门见山,问我是不是与外教单独来往,我承认与朱斯廷聊了一个小时;辅导员又问我,你知不知道学校的“外事纪律”,我说知道。她说:“那你是明知故犯。”我点点头。她又问:“为什么要明知故犯?”我就把我的想法和动机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辅导员。辅导员也没有再问什么,就说回去写一份检讨,交上来,等待组织处理。写检讨很容易,还是那些事实,再加上几句承认错误,保证以后不再犯的话,写完就交了上去。后来一直没有什么结果,我也没有受到什么处分,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。当然我再也没有与外教单独接触过,有时还有意识地躲避朱斯廷。

半年后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,我从贴出的大字报里得知,我之所以没有受处分,是因为我的事情汇报到系党支部书记那里时,那位姓史的女书记是北师大的毕业生,看了我的检讨说,“李树德英语很好,文笔也不错。认识了错误就行了,给个处分让他背一辈子,不好。”就这样把我保护下来。这件事也成了这位女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“罪状”之一。

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,第一张“马列主义大字报”广播以后,大学就停课了,没有多久,两位外教就离开了学校,各自回国去了。我们又在学校里呆了两年多,进行“文化大革命”,直到一九六八年底,最高的一个指示,我们被分配到农村、工厂去接受“再教育”。我本人被分配的一个偏僻、落后的小县,这也就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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