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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廊坊师范学院教授、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。中国译协专家会员、河北译协理事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著作有:《英语特殊结构》、《英语修辞简明教程》等。翻译《欧·亨利全集》(合译)、《助你成才》等。获省优秀社科奖两项,1995年被河北省政府授予“优秀教师”称号,1997年获“曾宪梓奖”。在《人民政协报》、《世界》、《世界文化》、《文学自由谈》、《散文》、《新华月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数十篇。2000年获《人民日报》征文三等奖,2012获河北省作家协会“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一等奖,获上海“走进巴金故居”征文二等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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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泽难忘(感念南开之五)  

2007-08-01 08:51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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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师泽难忘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——忆我上南开中学时的几位师长

 

从一九五九——一九六五年,我在南开中学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六年学生生活。现在回忆起当年的中学生活,印象最深的是教过我的几位师长。我现在也是一位教师,每当遇到一些问题,无论是教学工作中的,还是个人生活中的问题,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我的老师是怎样做的,是怎样教我做的,使自己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,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。

当年,南开中学的师资力量是相当强的,无论是教初中的,教高中的,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,还有不少人曾在高等学府任教多年。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后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有一些大学教师调到南开中学任教,这就更增强了南开中学的师资力量,南开中学高水平的教学质量,师资素质高是个很重要的因素,下面记述的是我在南开中学六年期间,接触的几位师长。

张田成  张田成老师可以说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启蒙老师,他是我初一的班主任,教我们地理课,据说在到南开中学任教前,曾在大学任教多年。

张老师在教学上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点:声音洪亮,吐字清楚,重点突出,板书简洁。每次上课,张老师总是带着一个讲义夹,一根教鞭和很多挂图。但在讲课过程中,张老师绝不照本宣科,而且很少看讲稿,有时一节课下来,讲义夹一直摆在讲桌的原处,动也没动。他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看地图的能力和习惯,他在课堂上展示的地图,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绘制的,看到这些地图,对于一些地域的地理位置就一目了然,而且对该地的物产等也能很轻松愉快地记了下来。下课后,他常把一部分地图留在班里,悬挂在教室的墙上,在下一次地理课时,又换上新的挂图。同学们都很爱看张老师亲手绘制的地图,课间时,同学们常聚在一起看这些挂图,边看边议论,这不但能使我们获得地理知识,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虽然,地理课在中学属于“副科”,但同学们都爱上张老师的地理课。

除了教学之外,张老师还在课余为各地报刊写文章,介绍一些地理知识和地理教学经验。记得学校曾搞过一次教学展览,在这个展览会上,我们看到了张老师所发表文章的剪报,使我们对张老师的学识更佩服了。

孙养林  孙养林老师先后教过我植物、动物和英语。

孙老师教我时年龄就比较大了,且身体也不太好。记得有一堂课,在讲课中间,孙老师忽然显出很难受的样子,继而他用手捂住腹部左侧,只说了一声“我的脾痛”,就继续讲课。我们都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,他笑着摇摇头,我们大家又平静下来,继续听课,一直到下课。

孙老师讲课的声音不大,但相当清晰,条理很清楚,每节课所讲内容,同学们一般都能当堂消化理解。

孙老师热心于生物实验室的建设,南开中学的动物室是在天津很出名的,其中有一些标本是孙老师亲手制成的。孙老师在领我们参观实验室时,曾指着一头鸭嘴兽标本,告诉我们这个标本在天津也是绝无仅有的,有些大学使用这个标本时,常向南开中学实验室来借。

孙养林老师对多种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,他教我们英语时,他的纯正的发音,流畅的口语,使我们开始时都感到惊异。据说在化学方面也很内行。据其他老师介绍,孙养林老师早年曾留学国外,获得过学位,不过孙老师自己从未提起。

孙养林老师可以说是60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,对工作兢兢业业,对学生谆谆教诲,对知识一丝不苟,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。他不但深受学生的尊敬,而且在教师中也德高望重,南开中学,有不少孙老师的学生,所以老师们都称他“孙先生”。后来,孙养林老师被任命为南开中学副校长,但他还坚持第一线的教学工作,还不时在校园里看到他管理苗圃和树木。

孙老师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,是民盟南开中学支部的主任委员,在天津教育界也很负盛名。

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“文革”开始了,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,孙老师在这场浩劫中倍受磨难,但他终于挺过来了。

三中全会后,天津市命名了一批特级教师,孙养林老师是第一批被命名的特级教师。后来孙老师调到天津市民盟工作,以后就很少听到孙老师的消息了。现在算来,我这个六十年代的学生已年近五旬,孙老师已是一位耄耋老人了,我祝尊敬的孙老师健康长寿。

刘天菖  刘老师是我高中时的英语老师。他教我们时刚从大学毕业,年龄在二十四、五岁左右,是一位归国华侨。

刘老师个子不高,很有风度,当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,头发总是梳理得很整齐,脸刮得干干净净,衣着也很讲究,身上总有一股清香。虽然他给我们上课时,一般穿制服、中山服,偶尔也穿中式便服;但在星期天或节假日他总爱穿一身笔挺的西装,扎着鲜艳的领带,皮鞋也锃亮,更显得年轻潇洒。这种装束在当时的校园里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,但想到他是归国华侨,大家也就不以为怪了。

刘老师讲一口地道的英语,无论在课上课下,他总是尽量对我们讲英语,有些同学开始时不习惯,听不懂,但听得多了,也能听懂了。刘老师对我个人英语听、说能力的培养育很大帮助。

在课堂上,他特别强调我们阅读能力的提高,要求我们在课余多读一些英语小册子和英文版的《北京周报》。他说中国人学英语听说的环境不理想,只能用大量的阅读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。在刘老师的督促和指导下,到高中毕业时,我那个班里有不少同学已能较顺利地阅读英文版《北京周报》了。而且由于刘老师的影响,我个人在考大学时选择了英语专业,并如愿以偿。每当想起这些往事,心底总涌现出对刘天菖老师的感激之情。

刘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要求很严格,对每次留的作业都要认真检查,偶尔有的同学未能完成作业,他会发脾气,甚至是大发雷霆,不过学生们都能理解刘老师的良苦用心。课堂上发的脾气,随着下课的铃声,一切便结束了,他照样和颜悦色地解答我们的问题,兴高采烈地和我们聊天。

当时刘老师是单身,住在学校宿舍,我和班里几个爱好英语的同学常到他宿舍去串门,请教问题,他总是热情招待我们。刘老师对中国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,他除了和我们谈雪莱、拜伦等英国诗人和作品外,还聊中国古典诗词。印象最深的是,一次他给我们背了一首王安石的“桂枝香”,我以前没有读过这首词,听了刘老师的讲解,似懂非懂,回来找到《宋词选》一读,刘老师不但背得完全准确,而解释也很有见地。

刘老师还组织了英语兴趣小组,多次为我们举行英语讲座,帮我们出版英语板报,组织英语晚会。一次英语晚会时,校长杨志行,孙养林、焦丽珍两位副校长都出席了,反应很好并建议在全校演出。通过这些活动,不但增加了我们的英语知识,而且也活跃了我们的课余生活。

我高中毕业后,就没有再见到过刘天莒老师。在津工作的同学告诉我,文革开始后,因为华侨身份,加之海外关系,他不可避免的受到很大冲击,拨乱反正后,他便移居国外了。

我多么盼望刘天菖老师再回国参观、访问或者再次回国定居啊,他的这些老学生都想和他重聚。

傅越秋  傅越秋老师是我高三毕业那年的语文老师,当时为了加强毕业班的学生工作,他还是我们的副班主任。

博老师当时是南开中学为数不多的几位一级教师之一。他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,并先后读了中文和外文两个专业,所以他不仅语文水平很高,而且英文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。

上傅老师的语文课真是一种艺术享受,尤其像我这样爱好文学的学生,几乎每天都份着上那节语文课。一般来说,语文课本中的论说文是比较枯燥的,但既使这类文章,傅老师讲起来也充满了文采。每上语文课时,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,生怕漏掉一句话。因为傅老师学识渊博,讲解课文时总是旁征博引,左右逢源,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。我为语文课准备了不只一个笔记本,分门别类记笔记,并给每个笔记本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,如“珍珠”记一些文学家、政治家的生平和轶事,“箴言”记一些富有哲理的警句、格言、谚语等等。一年下来,几个本子都记得满满的。这些笔记本我一直珍藏到现在,每当翻阅这些小本子时,就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求学生活,而且它现在还成为我教育子女的生动教材。

傅老师的作文课,也很有特色,每次布置我们写作文,总是以范文引路,范文有的取自报刊、杂志,有的取自经典作家的作品,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傅老师自己撰写的范文。据了解现在语文老师自己写范文的已不多见,但我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六年期间,教过我的语文老师几乎都有自己为学生写范文的习惯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语文教学方法。傅老师写的范文都短小精悍,语言朴实、流畅,没有什么华丽的问藻,一篇五百字左右,这正是要求我们要达到的水平。所以我们听了这样的范文不但针对性很强,而且倍感亲切,提高了我们写作文的兴趣和能力。另外,傅老师在评讲学生的作文时,对于优秀的作文给予表扬,并指出其优点所在,然后富有感情地朗读其中的精彩片断;对于差一些的作文,指出其不足,同时也指出某些可取之处,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。当时在班上我的作文常受到表扬,激发了我写作的兴趣,我还着实的做过一阵子文学梦呢。

傅老师写一笔好宇,从其课堂上的板书可看出其功底的深厚。每堂课的板书总是布局合理,有条不紊,少而精。傅老师粉笔字写起来很快,但非常工整,粉笔在黑板上划动,错落有声,还富于节奏感,他从不写连笔字,更不写不规范的字,这一切都为我们打下很坚实的语文基础。

高中毕业以后,听说傅老师在“文革”中遭到极大的苦难,有一 段时间还回原籍福建去了。以后得到平反,南开中学又将傅老师从原籍请回来。一九八四年,南开中学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,我应邀参加,重访母校,在校园里见到傅老师,他依然记得我的名字。他对我说,对我们那届学生印象很深,感情也很深,因为我们是他文革前教出的最后—批中学生。他还告诉我,回津后有几个学校曾邀请他去任教,其中也有大学,但他都婉言谢绝了,因为他离不开南开中学这所具有革命传统和良好学风的学校。

像我以上提到的几位老师,他们是我国教育战线上的脊梁,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希望之所在。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,他们生活得很清苦,各方面的条件都不理想,一旦他们进入南开中学这个校园,就对它产生了感情,并深深地爱着这个校园,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它,而终生无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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